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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景禧:半生救国梦 暮年爱国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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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   来源:大众日报   发布日期:2019-01-12   点击次数:
  □ 本报记者 鲍青
    本报通讯员 李红 张美荣
 
  在济宁兖州区图书馆内,收藏有许多纸页斑驳但印制精美的书籍,其中还有一摞收藏在纸盒中的字画书卷。兖州图书馆馆长邱霞告诉记者,这些都是近代教育家、兖州名士王景禧的生前收藏,其中有些是他生前著述,有些是他平日搜罗,“他所收藏的《双寿图》(放在纸盒中),是我们图书馆的镇馆之宝。”
 
  在山东农业大学校园内,有一座王景禧的雕像。他手捧书卷,昂首眺望远方。兖州博物馆原副馆长樊英民说:“王景禧是山东农业大学的首任校长。他的一生行止,是近代仁人志士探索救亡图存、渴望民族复兴的一个缩影。”
 
  老照片中的王景禧面容清衢,目光坚毅。我们回望百年前的模糊身影,探寻他日渐清晰的救国心路。
 
爱国情怀由父相传
 
  同治六年(公元1867年),对于从费县迁居兖州的王薪传来说,是个倍感欣喜的好年头。这一年,儿子王景禧降生、自己乡试桂榜题名,王薪传的人生事业双丰收。
 
  王薪传原籍费县,后娶乾隆年间兖州名士牛运震的玄孙女为妻,自此移居兖州。但王薪传乡土观念深厚,始终不忘故乡,题字总书“琅琊王氏”,以示自己根本所在。后来王薪传病重将逝,一再嘱托儿子将自己归葬故乡费县。王景禧遵从父命,而自己此后也多以琅琊人自称。
 
  王薪传虽然仕途不显,但关怀苍生、爱国奋勇之情始终不衰。后来他辞官归乡,闻听费县人左宝贵在平壤之战中壮烈殉国,钦佩之余悲愤不已。当地建起左宝贵衣冠墓时,王薪传作《为左忠壮公书衣冠墓门坊》诗,其文洋洋洒洒近三百字,开篇即表露自己对左宝贵壮烈殉国的悲痛:“南阳太守哭吞声,乃弟身殉平壤城。士死知己臣死节,大将星沉大将营。”诗文除了表达悲痛之情,也洋溢着对左宝贵英勇殉国的肯定和颂扬:“沙场骨骸辨未能,君命衣冠传万古。”王薪传的爱国情怀,对儿子王景禧影响深远。三十多年后,当民族危难再度降临,暮年王景禧的人生抉择,恰是与父亲的遥远呼应。
 
  王薪传中举后,担任过河南襄城知县。父亲异地为官,公务缠身,儿子王景禧的早年教育,则由母亲牛氏代为教导。牛氏承袭家学,淹通经史,对子女教育也非常重视。在牛氏的督促鞭策下,王景禧学业进步很快。他金榜题名、醉心教育,皆与母亲有很大关系。
 
  光绪八年(公元1882年),15岁的王景禧考中秀才,并入沂州府郡庠读书。两年后,他赴父亲所在的河南任所省亲。
 
  王景禧从费县出发,至河南境内,共行十六日,途经山东泗水、兖州、济宁及定陶等地。他于途中所见古迹、名胜,均记其历史典故及传说。一路行来,王景禧写下了游记十余篇,诗文四十余首。至今伏读,可略见当时民俗面貌。
 
  王景禧随行随记,赋诗志感,表露情操。友人为其作序道:“观其丰度,霁月光风,有潇洒出尘之志;玉树在侧,不觉自惭形秽,生相见恨晚之思。”更赞其诗文曰:“七步才不让陈思,八叉手更推庭筠。”。
 
  友人所言“陈思”即汉魏“三曹”之一的曹植,“庭筠”是唐代著名词人温庭筠。友人以王景禧比之二人,虽有过誉之嫌,但也可见王景禧确实诗文俱佳。
 
既嗜古又喜新的维新人物
 
  王景禧的聪慧,在科举应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 
  光绪十四年,王景禧中山东乡试举人。次年,他在京师会试中落榜。但到了光绪十六年,朝廷为了庆祝皇帝亲政,开设恩科会试。王景禧此科考中进士,名在二甲之列。
 
  新科进士揭榜后,一甲前三名直接授任翰林院官员。其他的新科进士,则由吏部再组织一次集体考试,考试成绩优秀的新科进士(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一),也可以成为翰林院官员,被选为“庶吉士”。王景禧朝考名列一等,授任翰林院编修。
 
  翰林院是当时高级官员的储备库,翰林院官员没有固定业务,也无需每日当值。他们只要不离开京城,能够及时听候召唤即可。
  授编修后不久,王景禧的母亲病故。他丁忧回原籍,守墓三年。期满,于光绪二十二年返回北京销假,依旧留在翰林院工作。
 
  王景禧入翰林院之后,生活颇为简单,却也有些枯燥。他开始把大部分精力倾注在学术研究上。
 
  王景禧浸淫儒学汪洋,对当时兴盛的金石学自然特别关注。他结交当时京中学部的官员,拜在国子监祭酒盛昱的门下。盛昱是著名金石学家,王景禧得以饱览其藏书,悉心研究,后著成《金石释文》一书。
 
  盛昱担任祭酒时,与司业治麟改革国子监的积弊。两人大治学舍,增加膏火,定积分日程,惩戒游惰,奖励朴学,学风为之一变。在改革国子监期间,盛昱经常和王景禧谈古论今,偶尔也咨询他的意见。
 
  王景禧官职低微,俸禄微薄,每月只能领到八两银子。他无资在京师买房置业,也无法安顿妻子家眷,自己吃住都寄宿在翰林院官员丁麟年家中。丁麟年是日照人,比王景禧年少三岁,晚两年中进士,也算同乡同龄。与王景禧清寒落魄不同,丁麟年的父亲丁守存是晚清著名的火炮专家,曾在军机处任职。丁家财力比王家要充裕许多,丁麟年嗜好古董文物,收罗宏富。王景禧借着寓居的机会,认真研究这些旧物。
 
  王景禧虽然喜旧,却也不厌新。在众人还将照相视为怪事时,王景禧已经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。
 
  晚清时期,许多西洋事物被带到了中国。对于见所未见的照相机,不仅普通百姓感到恐惧,甚至达官贵族也难以接受。他们都认为这是洋人的一种巫术,能“摄人魂魄”,进而致人死命。
 
 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,恭亲王奕訢留在北京负责与英法联军议和。在此期间,有外国记者扛着照相机要给他拍照,当镜头对准恭亲王时,他立即“面如死灰”,“担心这个机器可能随时夺去他的性命”。
 
  王景禧很喜爱这个新鲜事物。他通过自学,竟然很快掌握了复杂的照相技术,成为大臣中的新潮人物。
 
  “通过对照相的主动接受,能看出王景禧是思想开明的人物。这和他以后接受维新变法、出洋考察教育,都是一脉相承的。”樊英民说。
 
推新学于八旗官学
 
  平静的翰林院生活,因甲午战争的惨败而告终。甲午一役,大清帝国的虚弱暴露无遗,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。国家将往何处去?仁人志士陷入沉沉的思索。
 
  清廷屈辱求和后,举国群情激愤。当时在南方讲学的康有为、梁启超来到北京,推动参加会试的举子联名上书,这就是著名的“公车上书”。
 
  新式思想、变法主张犹如雨后春风,吹拂在古老沉闷的朝堂上。王景禧本就喜爱新鲜事物,此时更如饥似渴地阅读新式书籍,其中《天演论》《盛世危言》《强学报》《时务报》,都是王景禧重点收藏的刊物。他还通过多方努力,找到了康有为所著《新学伪经考》《日本变政考》的抄本。
 
  在戊戌变法前两年,王景禧在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兼国史馆协修时,与康有为有过联系。近二十年后的1915年,康有为曾专程到兖州看望过老友王景禧。他在兖州住了几天,并为王景禧的园林题写“薖园”二字,上题“砚泉贤兄高蹈隐居之所”,下署“南海康有为题”。
 
  王景禧和丁麟年都赞同康有为的变法主张。在救亡图存的大时代里,两人和康有为建立了稳定的友谊。戊戌政变后,康有为出逃北京,丁麟年还给予他一定资助。
 
  光绪二十四年,戊戌变法开始。光绪帝随即颁布了一系列变法召令,涉及裁汰冗员、废除科举、兴建学堂等一系列措施。
 
  此时,王景禧任八旗官学教习。教习职责复杂,涵盖多样,需要“学生每日到学,各令画到、授书、背书、讲书、复讲、习字、默写经书。日有课程,有不率者责罚之。旬之三、八日,习满文者,课清书翻译;习汉文者课文艺。一切功课,并督学生。随日籍记,汇交助教,按月由博士呈本监堂上官查核。春秋赴监,听堂上官季考”。
 
  王景禧任职以后,任劳任怨,悉心教导,深得学生的喜爱。他看到戊戌变法正在进行,也想在八旗官学中有所革新,所以时常教授一些自强新学,让学生有振聋发聩、耳目一新的感觉。
 
  但不久之后,慈禧太后发动政变,戊戌变法宣告失败。光绪帝颁布的诏令,除了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外,其余全部被废除。很快,清查官员的行动开始了。因为同情变法,在官学中推广新学,王景禧的教习生涯也结束了。
 
  次年,政治气氛更加紧张。王景禧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变法维新,但一直和康梁有所联系,也成了朝廷重点调查对象。风声鹤唳之下,他担心遭到牵连,就干脆辞官躲避起来。
 
  后来,顽固派担心各国列强干涉,就开始着手进行安抚,希望能够迅速稳定秩序。慈禧太后下谕称:“朝廷政存宽大,概不深究株连,以示明慎用刑至意。”
 
  此令一出,王景禧的人身安全得到了保障,但他的仕途却遭遇重挫。他虽是翰林出身,却不再受到重用,调到济宁主讲南池书院。
 
学以实为贵,国之本在家
 
  一年的光阴转瞬即逝,但清廷内部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先是义和团北上进京,接着,清廷向十一国宣战。后来,八国联军开始侵华,不久北京陷落。
 
  《辛丑条约》签订后,清廷痛定思痛,开始着手实行新政。清廷汲取了维新变法的余绪,提出“废科举,办学堂,派游学”的主张,一场教育体制改革的序幕正式拉开。而在袁世凯担任总督的直隶,成为北方新政的主要实施地。
 
  教育体制改革催生了对新式教育人才的需求。但在当时,新培养的教育人才非常匮乏,传统的读书人思想又过于迂腐,皆难以满足现实需要。为了平稳推动改革,一些具有新式思想的传统读书人,成为教育改革的中坚力量。光绪二十八年,王景禧被调回河北,出任直隶学校司总办。次年,他任普通教育处兼编译局总办及官印局会办。
 
  1903年,王景禧受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委托,护送师范留学生二十人东渡。王景禧在日本参观近代教育,特别重视考察基础教育,归国后就有《东游日记》付梓。他在日记中谈到自己来到日本著名的爱珠幼儿园,参观标本室、教育器具、教育图书,体育、德育、智育并重,参观了音乐、体操分两组的竞赛。他还谈到教科课程,最后谈到幼稚园的经营。他特别提及,幼稚园经费大半部分是公费,虽然要交保育金,但因总价不贵,百姓也容易负担。比起同类幼稚园的参观记,他的记录更加详细。
 
  在日本的参观,让王景禧大开眼界,也坚定了他教育启蒙、教育救国的决心。《东游日记》刊印后,袁世凯特意为此书作序,称许王景禧“是犹京卿之志也”——京卿指的是清末桐城派文豪吴汝纶,庚子之后赴日考察者,以他最为知名。
 
  袁世凯称许吴汝纶和王景禧,在于他们考察日本教育注重其教育精神。他们的著作并非像同时代有些考察报告那样“详其制度,而略其精神”,能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,“取日本欧化、保存两派熔于一炉”。王景禧的《东游日记》,可以看作是此前吴汝纶的《东游丛录》之扩大与补充。
 
  回国后,王景禧调任直隶学务处参议兼直隶高等学堂监督。光绪三十三年,他调任山东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及山东高等农业学堂监督。
 
  宣统元年(公元1909年),王景禧又兼任山东咨议局副局长,中央教育会会员及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代表。
 
  活跃在政界之余,王景禧将更多精力放在了筹办教育上。王景禧在山东高等农业学堂确立“学用结合,学以实为贵”的办学思路。他将教学、科研、生产相结合,培养师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办学传统。
 
  王景禧亲手拟定学校章程及各科课程,聘请品学兼优的教员,还约请美籍、日籍人士来校教授数、理、化等自然科学。他办山东高等农业学堂时,重视试验,每年出版一册《农场试验报告》。他在第六期《农场试验报告》上写道:“国之主持农政者,何苦?士之研究农学者,何苦?社会之改良农业者,又何苦……蕲将以信而可徵者,备实业家之采择;而益望任提倡劝导之责者,急从事乎政策之扩张也……建设方始,务本大计,首在于农。神洲沃壤,冠绝寰瀛,稍事改良,丰饶立致。邦人君子,或有取斯!”从事农业教育,寄托着他富民强国的美好心愿。
 
  王景禧对农业改良十分重视,而且认真负责。当他到日本考察,看到彼强我弱的现实,忧国忧民的心情溢于言表。这种心境散见于他的诗文,其所写诗集《瀛谈剩语》一书,就用讽刺、对比笔法,呼吁国民“速起直追,奋发图强”。他在诗集序言中,虽然谦称自己这些诗作是“聊以诙诡之辞,挥洒其热泪云尔”,但诗文却颇见急切激愤之情。如《忆否十首》道:“……同胞四万万,听我语无哗。学以实为贵,国之本在家。富强唯教育,时代尚萌芽。不惜词多讽,挥戈日已斜。”
 
撕郑孝胥信而表气节
 
  民国初建,王景禧仍主持山东优级师范及高等农业两校。但到了1912年2月,不知何故,他却离开学校回兖州隐居起来。
 
  至此,王景禧的教育生涯宣告结束,“教育救国”梦也化为乌有。他选择蛰居兖州家中,甘当一名“苟全性命于乱世”的普通老人。
 
  王景禧每天除看书写字外,就是养花育桑。那时军阀割据,各自为政,苛捐杂税繁多,其家境也不宽裕。渐渐地,他对做一个乱世隐士也丧失了信心。
 
  1919年,徐世昌当选中华民国总统,邹城人靳云鹏出任国务院总理。靳云鹏是王景禧的济宁老乡,又一向知晓他的才能,所以慕名约王景禧到北京出任国务院秘书长。
 
  已经五十多岁的王景禧再度燃起仕途希望。他动身之际,作诗言志抒情:“勺沧泉水怒涛声,浊世如斯忍独清。但使出山能润物,何须泾渭太分明。”
 
  从诗文最后两句,颇能窥见王景禧心态的变化。也许他当年辞职归乡,就是因为内心“泾渭太分明”,不愿与流俗同流合污。但居乡七年有余,自己眼中所见、耳中所闻却是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。王景禧也在拷问内心,是做一个高蹈不群的隐士,还是做一个能润物的俗士。最终,他选择与现实妥协,并宽慰自己“何须泾渭太分明”。“只要不违背自己做人的根本,他还是想为国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”兖州文化馆馆长李丹说。
 
  北洋政府内部派系林立,政府官员走马灯似的更换。王景禧夹杂在各方势力之间,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两年多后,靳云鹏在奉系、直系权力斗争中左右为难,又和大总统徐世昌在财税人事方面产生矛盾。靳云鹏走投无路,被迫宣布辞职,而王景禧也随即失去了秘书长的职务。
 
  靳云鹏下野后,在天津英租界做了寓公。王景禧则继续留在靳府上做私人秘书,给靳云鹏讲解古籍,并教导他的儿子读书。为了维持生计,王景禧悬壶济世,为那些在租界里居住的下野官僚、富豪大户诊病。
 
  乱世的跌宕,让王景禧饱尝人生的悲喜。自此,他彻底断绝了仕进的念头,不再过问政事。
 
  为了摆脱贫困生活,王景禧曾梦想过做个资本家,以实业而救国。他四方集股,尝试办过炼盐制碱公司。但在帝国主义列强加强资本输出,民族工业举步维艰之时,王景禧的企业很快陷入资金周转不灵的困境。为了维持企业运转,他被迫靠借债周转,最终却被高利贷彻底吞没,股本赔净,以失败告终。
 
  他的幼子曾回忆,这段时间的挫折,让王景禧孤苦无依,心态较为消沉。
 
  有一天晚上,王景禧在灯下为人赶写寿屏,疲劳不堪之余投笔长叹,吟了两句诗:“谁道砚田无恶岁,却怜心血有枯时。”有一年过春节,因手头不宽裕,他在街市买了一株梅花,回家后也写了一首诗:“买醉曾无贳酒钱,老来何事不随缘。岁除莫道荒寒甚,栽树梅花便过年。”
 
  个人生活虽然窘迫,但内心“泾渭”依旧分明。王景禧为了“能润物”,曾经宽慰自己“何须泾渭太分明”。但当面临民族危难之时,他的内心无比泾渭分明。
 
 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,日本侵占东北三省,并阴谋策划成立伪满洲国。日本于次年三月在长春扶持末代皇帝溥仪当起“执政”。当时,清朝遗老郑孝胥对日本趋炎附势,为溥仪复辟四处奔走。他还写信给此前好友,邀请他们来东北出任官职。正处境困难的王景禧也收到了郑孝胥的来信,但王景禧撕信大骂,痛斥郑孝胥是无耻汉奸,并宣布与其绝交。
 
  只可惜,此次动怒严重戕害了王景禧的身体。当年冬天,王景禧因急性心脏病与世长辞。
 
  王景禧逝世后,灵柩由家属从天津运回兖州。但因为族人内部就安葬地点发生争议,灵柩只能暂厝于兖州城内。直到1955年,才最终迁葬于兖州城西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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