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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昌祚:为民呐喊,身死不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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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   来源:大众日报   发布日期:2019-02-23   点击次数:
  □ 本报记者 鲍青
 
    本报通讯员 赵永斌 徐明
 
  寒冬凝冻,黄草低伏,万物偃声息气。高唐县梁村镇的旷野,疾疾朔风携来阵阵凛寒。伴着夕阳余晖,我们来到一片荒蔓古陵前。
 
  高唐县史志办主任张传庆仔细端详那些半没黄土的石碑,寻找着一位古人的点滴踪迹。“清初直隶、山东、河南三省总督朱昌祚为民冤死后,有人相传薄葬在京师附近。这里的朱昌祚墓,应该是为纪念这位爱民直臣而立的。”张传庆说。
 
  凄苦的人生经历,铸就了朱昌祚爱民护民的情怀丹心。清廷入关之初,他曾为浙江百姓争取难得的利益,深受地方爱戴。而在令京师骚动的“换地风波”中,朱昌祚面对权臣鳌拜的淫威,上疏为百姓据理力争,最终无辜惨死。“他为百姓而死,至死犹不言悔。因为这是他一生的追求和信仰,值得我们赞叹和铭记。”张传庆说。
 
悲苦少年,被俘出关
 
  乱世百姓贱如蝼蚁,真实却残酷的道理,朱昌祚有切身体悟。
 
  明天启七年(公元1627年),朱昌祚出生于今梁村镇朱楼村。其父朱美先早年贫苦无依,后愤而弃学从商。他栉风沐雨,不辞辛苦,南北贩运,渐成豪富。幼年时,朱昌祚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。
 
  时局丕变带来个人命运陡转。崇祯年间,东北清朝的威胁越来越严重。到了崇祯十一年,清军入塞劫掠,兵锋肆虐于华北、山东、京畿一带,山东诸多州县惨遭蹂躏。清军围困高唐县城时,有诸生提出借饷贿赂清军来保全百姓。最终,高唐州城安然无恙,但在朱楼村的朱昌祚却被掳走。
 
  朱昌祚此时年仅十一岁,却只能在兵卒呵斥和鞭打下眼含热泪踉跄而行。
 
  朱昌祚不断回望模样越来越模糊的故乡,悲痛着自此和亲人永别。十一岁的孩子,要独自承担如此沉重的苦难。
 
  清军沿途劫掠,所俘虏牲畜竟达46万之多。人畜毫无秩序地拥挤在一起,在清军看押下缓缓北行。被俘的人们不仅要挨饿受冻,沿途还会遭到明军伏击、清军鞭打,一路病死者不计其数。朱昌祚全凭求生本能忍辱缓行,最后竟然成功抵达辽东。
 
  清初,辽东生态与山东差异很大。清廷经济以游牧渔猎为主,饮食风俗也和汉人迥异。少年朱昌祚孤身流落此地,究竟遭受多少羞辱和痛楚,史料并没有留下多少记载。“其实我们只要简单想一想,就能多少体验到朱昌祚的苦痛。十一岁的孩子作为战俘被捉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,他是地位卑贱的奴隶,奴隶主的语言及风俗和自己又全不相同。不要说以后怎么样,就算能活下来也是个奇迹了。”朱氏后人朱清山说。
 
  朱昌祚不仅创造了奇迹,甚至还完成了逆袭。他健康地活了下来,还改变了战俘身份,编入汉军镶白旗。
 
  缔造奇迹的过程,如今已经无人知晓。但朱昌祚确实把握住了人生的咽喉,彻底扭转了自己的命运。
 
  被俘出关六年后,十七岁的朱昌祚跨过山海关,来到了明朝都城北京。这一年,清军击败了李自成的大顺军,占据北京,定鼎中原。
 
  此时清朝的皇帝是年仅六岁的顺治帝。朱昌祚被俘出关当年,顺治帝降生。入关之时,朱昌祚已是扈从入关的“从龙旧臣”。命运的变幻无常,难免让他感慨万千。
 
  朱昌祚出关之后,朱家也是厄运连连,变故不断。朱家成员因在北京陷入官司纠纷,迫使朱美先北上疏通打点。最终,他散尽家财将家人救出。自己筚路蓝缕,奋斗大半生积攒的家业,瞬间烟消云散,付诸流水。
 
  百般无奈之下,朱美先携带家眷东搬西迁,流落四方。清军入关前夕,他避难松江(今上海)。因见南明小朝廷终日醉生梦死,他又动了归乡之念。每当想起数年前被掳走的爱子,朱美先内心难忍凄凉。
 
  清顺治二年(公元1645年),南明弘光政权灭亡。朱美先见国事不可为,决定返乡隐居,不再过问世事。没想到,此时已经入仕清朝的朱昌祚凭着少年记忆,找到了故乡,见到了父亲。
 
  游子返乡,家人重逢,原先的痛苦瞬间抛到烟霄云外。朱昌祚跪拜在地,对着老父痛哭不止,一时犹如梦境。
 
巡抚浙江,爱民惜民
 
  经历离别的人,更能感悟重逢的喜悦。生在乱世的人,倍加呵护易碎的和平。
 
  朱昌祚就是这样的人。被俘痛楚、求生艰辛、重逢喜悦,大悲大喜的情感烙印在他心间,塑造着他珍视生命、爱民护民的情怀。
 
  入关之初,朱昌祚主要陪侍顺治帝左右,靠着机智正直而深得皇帝喜爱和信任。
 
  顺治九年,25岁的朱昌祚担任宗人府启心郎。清初满族大臣多不熟悉汉语,启心郎在大臣议事时坐其中佐助参议,协助进行满汉双语翻译。启心郎看似职权不高,但因能参与议事、常预机要,颇受朝廷重视。朱昌祚担任此职之前,启心郎只是一个五品小官。他出任此职后,启心郎一下子提升到官秩二品,与各部侍郎同衔。
 
  到了顺治十八年,34岁的朱昌祚以启心郎升任浙江巡抚,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。
 
  此时的浙江,既是国家的财赋中心,又是明末反清的思想基地,更是暗中接济郑成功的重要力量,所以压在浙江巡抚肩上的担子尤其沉重。
 
  正当朱昌祚收拾行囊准备南下之时,清廷又送给他一个难解的“大礼”。朝廷为了断绝沿海百姓与郑成功的联系,颁布严厉的迁海令,下令沿海各省迁界禁海。迁海令执行最为严格的,当属广东、福建和浙江三省。在浙江一带,当地官府“拆毁民房木料,沿边造作木城”,使内外相互隔绝。
 
  一个月内,浙江就完成了迁海任务。超高效率的背后是百姓的流离失所、元气大伤。当地史书记载:百姓“或旅处深山,喂虎之口,或颠连古渡,葬鱼之腹,甚至鬻妻卖子,委壑填沟,万种惨伤,一言难尽”。
 
  形势迫使清廷必须着手对百姓进行安置。朱昌祚就是肩负这个使命上任的。来到浙江之后,百姓惨状触动了他对少年苦难的回忆。朱昌祚对众人发誓:要尽己所能妥善安置浙江流民。在沿海省份善后处置规划中,以浙江省最为详细,政策也最有利于百姓,这离不开朱昌祚的用心尽心。
 
  浙江规划的“接地气”“顺民意”,得力于巡抚朱昌祚的认真调查、亲力亲为。他亲自考察浙江迁海实情,决定对失地百姓按照“每一丁一口授田一十亩”的标准予以补偿。而原本有主的土地则由地方官将所欠赋税造册,请求朝廷免除积欠赋税,以便迁民放心耕种。
 
  朱昌祚还要求地方官按照每四户迁民发给官牛一头,同时拨发若干银两,以便迁民修建房屋、购买农具。他还上疏朝廷:“仰恳皇上量发饷银,散给穷民。”
 
  为了减轻迁民负担,朱昌祚请求朝廷暂免赋税徭役:“一切夫差,毋许派当,如有故违,告发参处。”而迁民新开垦的荒田,三年之后再征收皇粮。
 
  为了保护迁民利益,朱昌祚不惧与朝廷同僚发生激烈争执。康熙元年(公元1662年),陕西巡抚扈申忠上疏朝廷,建议各地军民都要承担赋税徭役。朝廷命各地封疆大吏一起研究讨论。朱昌祚虽然年纪轻、资历浅,却没有趋炎附势、唯唯诺诺。他直言不讳批评扈申忠此议不恤民苦,自己绝不赞成。他还上疏说明浙江百姓负担本身就非常沉重,如今绝不能滥用民力,“难以复兼民役”。他还表示,对浙江百姓而言,按照陕西巡抚之议必然增加徭役负担,加重剥削百姓。在朱昌祚据理力争下,陕西巡抚建议没有被采纳,浙江百姓受惠不少。
 
  康熙元年,朱昌祚将制订的安置迁民方案上报朝廷,并责令地方官立即开始安置。他严肃要求道员督促,府县执行,并将各地迁民人口、弃置田粮、拨发荒田造册上报。
 
活人数十万,为本朝百世明刑
 
  安置规划虽好,若得不到妥善执行,也只能形同一纸空文。
 
  朱昌祚时不时亲访地方,了解安置落实情况,查验规划是否得到贯彻执行。他“亲访得金乡、蒲门、仙口、南港等处迁入内地之民”,发现迁民“尚多身无所栖,口无所食,老幼奔窜,流离失所”。见此情况,朱昌祚勃然大怒,怒斥该道府县“全不以民瘼为念,惟事蒙混欺饰”。他要求道府县三级官员迅速逐一落实迁民安置情况,不得有任何欺瞒。他还严厉警告地方官员:“倘有一人不得其所,除将府县印官以欺诳题参究治外,该道恐亦难辞其咎也。”
 
  可是,巡抚的关心有时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。
 
  朱昌祚本以为自己“檄道府县官加意体恤,俾令安生”,就能妥善解决迁民安置问题。没想到当他再度明察暗访,又发现台州“迁徙百姓盈百盈千,宵啼露处,饿殍之状,嗟怨之声,不忍见闻,岌岌乎有地方隐忧之事”。朱昌祚极为愤怒,斥责:“该管各官岂在梦中,全无一人语及?”他还严厉敲打各级官员,“前报虚词,自谓难易,遂大家相蒙耳,溺职守而误封疆,莫此为甚!”
 
  朱昌祚此后又多次亲察迁民安置情况,“惟恐该管道府县疏忽从事,痛加申饬,责令各官,加意安全,毋致失所”。
 
  朱昌祚谋划善后安置,成为浙江百姓印象深刻的善政。就史料言,在时任东南各省督抚中,朱昌祚对善后、安抚之事最为积极,也最具爱民之心。甚至连许多福建百姓也因他而投奔浙江。
 
  今人刘化兵、张德印所著《朱昌祚生平行实考述》中收录了朱昌祚所写的多篇奏折。记者翻阅此书,随处可见如《汇报浙属旱灾疏》《灾荒流年免元年钱粮疏》《病民缘由疏》《题覆捐赈饥民疏》这样为民请命的文件。细细品读,深感爱民之情簌簌而来,透于纸背。
 
  安置好迁民,朱昌祚又劳心劳力于扭转混乱的社会治安。当时大盗无视国法,伙同多人劫掠绑架,百姓惊恐不已。朱昌祚认为之所以如此,必是地方官“玩寇疏防已极矣”。他弹劾地方官员玩忽职守,限令各官缉获盗贼。
 
  在朱昌祚督促下,被抓捕盗贼有数千人。朱昌祚花费几个月时间“判结之”。对有些官员借案件大兴冤狱,朱昌祚极力制止。对无辜受牵连百姓,朱昌祚多予补助,务求他们能重归故里。正是由于朱昌祚处理得当,又能妥善安置百姓,盗贼自动解散,不再骚扰地方。
 
  清初的浙江,许多士人或参加抗清义军,或隐居不出,皆怀有浓厚的反清情绪。前任浙江巡抚不断发动文字狱,以此打击士子人心。朱昌祚上任后,往往对一些“莫须有”的文字狱冷处理,多番保护浙江文脉,史载“活人数十万,为本朝百世明刑,功在社稷”。
 
  但在清初紧张的环境下,朱昌祚面对层出不穷的文字狱,只能尽己所能,时常无可奈何。
 
  朱昌祚忙于治理浙江之时,清初文字大狱“庄廷鑨明史案”爆发。告发此案的吴之荣赴省城告状,朱昌祚正忙于安置迁民,不愿因此事而分心,引起浙江局势的混乱。他将此案暂时压下来,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。
 
  没想到吴之荣又赴京上告,惊动辅政大臣鳌拜。在鳌拜干预下,“明史案”最终牵涉千余人,被杀者达七十多人,朱昌祚也因“玩忽职守”而被革职查办。只是因为浙江急需他治理,朱昌祚不久便官复原职。但他和鳌拜的关系走向疏远,也埋下了自己日后被冤杀的隐患。
 
  《清史稿》评论朱昌祚在浙江为官清明廉洁、沉着刚毅,赞扬其治浙功绩:“平寇盗,拨荒地,给濒海内徙居民开垦,免其所弃田亩丁粮,戒所司藉端苛敛,浙人德之……”
 
为民请命,含冤而死
 
  康熙三年,朱昌祚升任福建总督,加兵部尚书衔,因丁忧未能上任。次年六月,朝廷对朱昌祚夺情起复,擢升他为直隶、山东、河南三省总督。朱昌祚请辞,欲守丧三年,朝廷不允所请,令其立即上任。
 
  刚一上任,朱昌祚就发现直隶总督、提督移防不便的问题,上疏请兵部议,“请免调两标兵丁,止换统辖之员”。朝廷从之,免去直隶标兵互调移防。直隶军民称赞朱昌祚体恤下属,善察民情,使朱昌祚有“锐意任事”之誉。
 
  就任三省总督一年后,一场血雨腥风向朱昌祚袭来。为了坚守信仰,他最终付出了生命。
 
  风波由权臣鳌拜主导的“换地事件”引发。
 
  清军入关之初,摄政王多尔衮曾主导过“圈地”,让八旗子弟圈占百姓之地,引起极大民怨。到了康熙五年,辅政大臣鳌拜又以八旗内部土地分配不均为由,请求重新划分各旗内土地。他的目的,是借此次换地,进一步圈占百姓耕地,并打击其他数旗的势力。
 
  主管民政事务的户部尚书苏纳海虽然上疏反对,却始终难以扭转事态恶化。无可奈何之下,他和主管三省事务的朱昌祚和直隶巡抚王登联,负责勘验八旗土地,辨明其肥瘠大小,调查换地之议是否可行。
 
  他们亲自带人到了北京郊外,然后架设帐篷,风餐露宿处理换地事宜。
 
  经过一个多月实地调查,朱昌祚发现因为换地,不仅汉民惊慌失措,甚至旗民也流离失所,京城因换地而失业者达数十万人之多。大量耕地因收割无望而被抛荒,京城附近到处青黄不接,经济凋零,附近百姓怨声载道。
 
  朱昌祚见状,力言换地绝不可行。他首揭地利优劣和赋税高低,各有异同,难以划定。他还极言百姓因换地而困苦,哀叹自己无法用笔墨来形容百姓因圈地而遭受的痛苦。
 
  三人决定联名上一道《宜陈圈地疏》。在这份奏折中,他们详细论证了换地的不可行性、百姓惊慌失措的惨象,以及京师生产青黄不接的窘状。他们坚持认为如果强行圈地,可能会让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,实在不利于社会安定。
 
  三人为了寻求皇帝支持,在奏折里大胆提出:“仰祈断自宸衷,即谕停止。”他们希望年轻的康熙帝能出面阻止鳌拜的肆意妄为,亲自发出停止换地命令。但是此举却惹恼鳌拜,让他看到三人对自己的讽刺和不满。
 
  恼羞成怒的鳌拜决定杀一儆百。他以办事不力为借口,下令将苏纳海、朱昌祚、王登联三人逮捕入狱。
 
  鳌拜假称旨意,指责苏纳海、朱昌祚、王登联越行奏扰,企图干预朝政:“总督巡抚,俱各有专任职掌。这地土事,但应照所委料理,将已定之事,越发干预,纷更具奏,事属重大。”他先令吏部、兵部拟惩处朱昌祚等人越级干预之罪。
 
  不久,三人都被革职,交刑部议。但刑部经过讨论,认为三人之事“查律无正条”,因而没有先例可循。刑部决定各自鞭笞三人百下,家产充公,以兵丁标准发放待遇。鳌拜仍然不依不饶,坚决要求刑部从重处理三人。
 
  康熙帝虽然年幼,内心却对此一清二楚。他知道三人受冤乃因“始终不阿鳌拜之意”。朱昌祚在浙江时,就因“明史案”和鳌拜有隙。此次疏奏不愿圈地,且意志坚守不移,所以鳌拜必欲置之死地。康熙帝为解救三人,特意召集四位辅政大臣询问案情,希望能替三人开脱。虽然鳌拜等三位辅政大臣极力要求重惩,康熙帝依旧认为刑部不按刑律定罪,坚决不同意刑部从严处理。
 
  没想到鳌拜竟然私自矫诏,秘密对三人处以绞刑,家产籍没。朱昌祚因而冤死。
 
冤死深为可悯,理应昭雪
 
  朱昌祚被杀后,换地由他人代替执行。换地造成大规模人口迁移,造成京东地区陷入民生失业、流离困苦的窘境。各旗趁着换地机会,纷纷圈占大量民地,汉人权益受到侵害。
 
  康熙八年,鳌拜伏罪,“换地事件”引发的冤案也得以昭雪。大臣遵旨勘问鳌拜罪状,列出三十款大罪,其中即有“原任尚书苏纳海、总督朱昌祚、巡抚王登联,以八旗更换地亩事,不顺其意,擅加杀害”。
 
  康熙八年,朝廷裁撤直隶、山东、河南三省总督。在圣旨中,康熙帝再度提到朱昌祚被冤经过,“原任总督朱昌祚、巡抚王登联于拨换地亩时,见旗、民皆困苦,因有地方之责,具疏奏闻。(鳌拜)辄以为非其职掌,越行干预,亦不按律文,冤枉处死”。康熙帝认为“伊等皆国家大臣,并无大罪,冤死深为可悯,理应昭雪,以示仁恩”。
 
  朱昌祚终于获得平反,恢复原官,谥号勤愍,祭祀于直隶、浙江的名宦祠内。
 
  朱昌祚卒后四十年,康熙帝在给大臣张玉书、陈廷敬的勅谕中再度追忆道:“尚书苏纳海,督抚朱昌祚、王登联,冤抑殊甚。此等事皆朕所不忍行者。朱昌祚不但不该杀,并不当治罪也。”
 
  朱昌祚曾经写过一句诗:“立朝面冷如生铁,百炼之钢不可折。”朱昌祚做到了,他用死殉了信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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